论儿童的游戏精神
丁海东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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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50014)
摘要
/SPAN>游戏精神就是儿童的精神，并渗透、贯穿于儿童生活的全部过程之中。它携裹着原发性的生命动力，承蒙着后天社会文化的熏染，并以不断成长的姿态演绎出儿童生命与成长的历程。然而，游戏精神又不仅仅是童年生活与发展的产物，它也在以一种完整与和谐、自由与创造的精神倾向，赋予儿童生命与成长以完整与和谐、自由与创造。
关键词/SPAN>儿童；游戏；游戏精神
游戏与儿童从来就都是不可分的。游戏是儿童的游戏，儿童是游戏着的儿童。在一定意义上，儿童的精神就是一种游戏的精神。由此，我们如何看待儿童的游戏，也就是如何看待儿童，如何看待童年精神。
一、游戏是儿童精神的一种表达：儿童的游戏精神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活动的表现形式，游戏自然就充当了儿童生活的基本内容。在现实中，只要稍有留意，就不难发现儿童在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处于游戏的活动情景之中的，或者说儿童大部分活动的参与是以游戏的形式去进行。无论儿童身处何时何地，游戏总是跟随其后、如影相伴。他们自由自发地或玩布娃娃，或扮演角色，或捉迷藏，或猜谜语，或搭建积木，或编唱童谣，或听讲故事，等等，可谓式样各异、不一而足。在儿童自在的日常活动中，除却诸如吃、喝、拉、撒、睡等满足基本生理性需要的活动之外，游戏就事实性地成为发生频率最高、历经时间最长的活动。可以说，儿童是游戏着的儿童，游戏也就是儿童的游戏。现代人类的文化也已赋予了童年期以“游戏期”，认为“儿童的时代应该是游戏的时代”，[1]强调人在童年拥有“从事与儿童年龄相适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2]的正当权利。
然而，游戏成为儿童的基本活动，绝不仅仅是因为儿童自在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以游戏的形式而发生和进行，抑或游戏的活动自然地占据了儿童大部分的活动时间。在根本上，这是因为游戏之于儿童既是一种必然，又是一种必须。所谓“必然”就是指游戏是儿童期身心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最吻合于而且也最自然地展示了儿童精神发展水平与特点的基本活动方式。皮亚杰曾说：“任何形式的心理活动最初总是在游戏中进行”。[3](P92)儿童自我中心化的本能、冲动、需要、欲望、意识、灵感以及好奇、好动、好幻想、情绪多变的精神因素及特点也都无不在直观可见的游戏活动中显现无余。这样，游戏就必然地成为映照儿童精神的一面“镜子”，成为儿童标识自我的一种“语言”，成为人们觉解儿童心灵世界的一洞“门窗”。所谓“必须”，游戏就是儿童精神潜能的自我释放、挖掘与开发，是儿童精神成长的主导。“就象婴儿只能而且必须喝奶水才能维持生命和身体的生长一样，儿童也必须而且只有通过游戏才能实现其身体的发育和心理的成长”。[4]足见，在游戏与儿童精神及成长的关系上，游戏的活动及过程最自然也是最充分地容纳了儿童精神的全部特质与演进，而且，舍弃了游戏，童年成长着的所有精神倾向和一切潜能几乎就不可能寻得另外一条更适宜更自然的实现道路。当游戏作为了儿童精神的一种标识，并自在地成为地引领儿童精神成长的活动路径，也就意味着游戏不仅仅是直观地作为了儿童的一种活动，游戏乃已成为儿童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于是，儿童的精神就是游戏着的精神，游戏着的精神也就是儿童精神的集中表达和基本概括，即游戏性成为儿童精神的基本特质。
当我们以一种精神的特质来理解儿童游戏，把儿童的游戏看作是儿童生命的一种存在，就会发现儿童的生活处处是游戏，时时有游戏。因为，儿童的游戏性精神并不只存在于儿童的游戏活动中，而是渗通和贯穿于儿童生活的整个过程，弥散和遍布于儿童生活的所有空间。一个孩子坐在马桶上，当他一边解决着他的生理问题，一边兴奋地唱着不成调的歌时，他就已经将他的游戏精神携带进了他的排泻活动中。一个5岁的小女孩，煞有介事地替妈妈去洗碗，她却先把碗儿一个一个地一字排开，一个一个地每个洗过，再一个一个地带着玩性地去用水冲。她只是沉浸于这其中的过程而丝毫没有顾及效率的追求。这洗碗的活动已经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洗碗，而演变成了非功利的“玩”碗。在幼儿园里，孩子给科学观察区的花苗浇着水，同时又对着花盆自言自语：“快长，快长，喝了就快长”。浇水的工作里也融渗了其游戏性的旨趣。恰如卢梭所说的，对于孩子而言，工作着就是游戏着，而游戏着也就是工作着。在儿童那里，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游戏与工作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个事物。笔者曾亲身历经过这样一件事情：某日，下班回家，坐在公交车上，赶巧碰到一个邻居带着她的4岁儿子也在车上。那孩子和我也很熟悉。孩子的妈妈就让小孩叫我“叔叔”，小家伙也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我也就在期待着。“阿姨！”小家伙脱口而出，我一时竟没反应过来。接着，他又叫“奶奶”、“婆婆”。尔后，看着小家伙扬着脸朝我“嘿嘿——嘿”地笑着，我这才如梦初醒。可以说，儿童在实际生活中，“无论他是游戏着，工作着，还是进行着其它活动，往往都会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和心境来行事，以游戏的精神来观照外物和自己的活动”。[5]在儿童的世界里，游戏精神就是一种状态和趋向，就是一种态度和境界，就是一种激情与力量，它诚如一根贯穿儿童所有生命活动的主线，而从生命的源头一经生成就一直绵延向前，从不曾间断。即使是随个体身心的日趋成熟而越来越远离了儿童期，游戏性精神也不可能会彻底地从人类的生活实践中完全消失。
二、儿童的游戏精神是一种原发性的生命精神
儿童的游戏精神首先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生命精神，然后才接受着后天文化的洗礼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那些自然的生物性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6](P167)儿童自出生之日起，就先天性地携带着作为生物进化结果的各种本能、冲动、欲望的生命力量，并构成为生发游戏精神的原始动力，融汇其中。在早期的经典游戏理论（如剩余精力说、生活预备说、复演说等）看来，游戏性精神就是一种来自于先天的、本能的、生物性的生命力量。虽然，由于过多强调游戏发生的生物性原因，却对于后天社会文化因素不曾关注或少有关注，而使经典的游戏理论遭受诟病。但是，人类是大自然发展进化链条中的一环，人就首先是动物的，然后才是社会的。儿童在一出生时，只是一个携带着一系列天赋本能的生命而已（含已经被生物化了的作为种族文化积淀的获得性遗传），即使儿童一旦踏进现实的人类世界就开始了他的文化之旅，他在他的整个童年期所接受的社会文化的熏染，也仍然远不曾达到成人那样的充分程度。作为启动生命的原发性力量，天赋的、本能的、潜意识的精神因素在成长着的幼年时期里较之于成熟的成人阶段，无疑有着更为特殊的重要意义。相应地，游戏活动在儿童那里的自然自在的发生和进行，远比其他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有着更多的频次和更长的持续，并使得整个儿童时期都充溢着、贯穿着强烈的游戏精神。如此，任何关于儿童游戏的解释，如果舍弃了对于生物性的本能力量的关注，都不可能是恰当的和周全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社会起源论，虽然强调了游戏精神的社会文化属性，但却无视人类童年游戏的先天性动力因素，也使得自身远离了游戏发生的基点或原点。实际上，儿童的游戏性精神中的生物性的力量，从来都不能也不曾被人们所忽略。传统的弗洛伊德主义将游戏的发生视为人格中“本我”（潜意识）的“唯乐原则”的活动体现，内驱力理论把游戏视作为维持机体最佳觉醒水平的途径，都是也带有将游戏精神予以生物化或本能化理解的意味。
因为，“人是动物与文化的统一性存在……是动物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比动物乃至生物更为高级的物质形态，它的特征便是动物+文化。”[7](P6)可以说，儿童首先是携带着与生俱来的生物性精神因素及其潜意识化倾向投入到游戏性的童年生活，并不断承接着后天文化的熏陶。这样，新精神分析主义所认为的，游戏实现着自我协调和调整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的企图，以及认知发展学派所主张的，游戏是联结与平衡主观个体与客观环境二者相互作用及关系的途径，无疑是较为恰切地揭示了游戏发生的精神机制的。
三、儿童的游戏精神是一种成长的精神
如果但从社会性发展的角度，儿童的游戏发展表现出是从单独游戏、平行游戏、联合游戏，最后再到合作游戏的依次展开过程，这是体现了游戏性精神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综合地看，儿童的游戏性精神作为一种不断成长着的精神，可依次表现出感知行动性——象征性——规则性三种水平。[8](P151-164)儿童游戏性精神的发展映照出儿童生命活动的发展历程。
婴儿阶段的游戏性精神处于感觉运动性的水平上，与该水平相适应的游戏形式是机能性游戏。在该阶段，感觉与动作是儿童沟通或联结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基本途径，儿童以感知觉和运动机能的运用与发展作为展示与表达自身生活的基本方式。婴儿出生后在先天本能的反射动作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伴随浅表意识的萌芽，机能性的游戏开始发生、发展，并在这一阶段上成为其游戏的主导形式。这种游戏直接动因在于感觉和运动官能在使用过程中所获得的机体生理性快感，并表现为是简单的重复性动作，反复地练习新获得的运动机能。它适应着该阶段以生理性需求为主导需要的生命状态。在婴儿后期及至幼儿时期，儿童逐渐摆脱对当前实物的单一知觉依赖，能够以表象或符号（如语言）代替实物做思维的支柱，进行想象性活动。于是，游戏就开始了向模仿现实生活的转变，逐渐出现了以对物的假想和扮演角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象征性游戏。那种以建构为基本行为表现的结构活动，是既卷入了感知运动的机能又卷入了象征性的表征，也是属于象征性精神的体现。在整个幼儿生活阶段，象征性成为游戏精神的最典型特征。儿童之所以热衷于带有“假装”性质的游戏行为，是由于独立性和社会性进一步增强，儿童渴望去做大人们做的事情，即参与成人的活动，而自身不完善或不成熟的现实，就使得儿童的愿望惟有在充满幻想的象征性游戏中才可得以满足。实际上，象征性游戏精神正是体现了儿童的自我中心化和拟人化的泛灵主义等特点。
游戏精神的象征性在幼儿末期已渐趋减弱，规则性开始凸现并成为儿童后期游戏精神的基本特点。相应地，象征性游戏也就逐渐被规则性游戏所替代。规则性游戏是一种由两人以上参加的，又常带有竞争性质的，以明显的规则为中心的游戏形式（如下棋、拔河等）。这是由于儿童随年龄增长认知范围的扩大，思维能力以及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然。一方面游戏中角色数量不断增加，规则产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儿童的认知特别是社会认知越使自己适应于客观真实，他就越少迷恋于象征性的歪曲和转换，于是，儿童逐渐从使外部世界服从自我开始过渡到使自我服从于现实。当规则性游戏作为社会化的人的娱乐或嬉戏活动，被童年后期的儿童所感兴趣以后，就一直延续下去，并且也成为成人生活中的主要游戏形式。规则性游戏中的规则是游戏角色的责任与义务的体现，也隐喻或象征着儿童现实生活中责任与义务的开始尝试与担当。此时，游戏也再不会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严肃式的学习与交往越来越成为个体日后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也意味着了个体向童年告别的开始。可以说，感觉运动性水平上的游戏性精神所关注的重心是动作，而象征性水平的重心是角色，而规则性水平的重心就是明显的规则。
从感觉运动性（或机能性）、象征性，到规则性，儿童游戏精神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蕴含着后面阶段的萌芽和前面阶段的因素。游戏性精神的发展演绎出了儿童的生活从潜意识化到有意识化，从感性化到理性化，从自我中心化到逐渐社会化的精神成长的履历。
四、儿童的游戏精神是一种完整而和谐的精神
游戏精神不是被动地作为了儿童生活与发展的产物，更重要的，它是儿童生命成长的动力与源泉，并以自身的完整性与和谐性赋予儿童以完整而和谐的童年生活。
游戏是儿童一系列感官与机体运动机能的发挥和运用的活动过程，儿童身体的各种生理器官和系统在游戏中处于自觉的活动状态而得到协调和自然的发展，实现着机体生活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游戏中的角色扮演为儿童提供着丰富着积极的情绪情感的体验。游戏中的自我主张，助长着儿童的自信与成就感；游戏中的欣赏与表现发展着儿童的审美意识；游戏中的情绪情感宣泄消除着儿童的焦虑与不安；游戏中的规则，让儿童学会自我控制。游戏就是儿童情感生活的方式，它陶冶着儿童的性情。同时，游戏还是儿童探索与认知的世界方式。游戏中的儿童有对物的*作，有与人的交流，在直接经验中，扩展和加深着对环境及自我的认识与理解、体验与感悟。儿童在游戏中，好奇着，探索着，发现着，与外界实现着互动，特别是儿童自主的幻想与假装成为儿童在自我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世界之间进行从容转换的途径和中介。所谓“游戏，它是认识的兴趣和情感的兴趣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区”。[9](P47)因此，儿童在不丧失自我幼态特质的代价下，并在这种“幼态持续”中才可真正有效地建构着自己渐趋理性化、科学化的精神家园。游戏还是儿童将自我通向社会性交往的途径。儿童出生后不久，母子之间轮流式的嬉戏性交流即开启了儿童一生社会性生活的序幕，儿童也正是在家庭氛围中的亲子游戏里逐渐确立起其初步的社会信任。其后，儿童游戏玩伴的范围不断扩大，游戏的内容越来越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儿童在游戏活动中结成两种类型的人际关系：一种是在游戏本身之外所结成的现实的伙伴关系，一种是通过扮演等在游戏内部所结成的虚拟的角色关系。这两种关系的存在成为儿童在游戏中充分开展社会交往的背景和依托，从而为儿童的以人际交往为主题的社会性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游戏中，儿童在达成自身职责言行与身份、扮演角色的协调一致的尝试中，不断克服着自我中心化，从而学会理解他人。在对游戏（特别是规则）中所体现的（真实和模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及其行为准则的体验和感悟中，儿童的规范意识和伦理精神得以最初的启蒙。
可见，“游戏是一种复合性的心理活动”，[10](P9)游戏的精神就是儿童机体运动的、情绪情感的、认知的、社会交往的等多样化的精神方式的综合。这种综合是完整的，同时也是和谐的。因为，在游戏中，儿童既有原生（先天）的生物本能的自然流露，也有继发的社会文化的自觉渗入，儿童精神之自然本性和社会性得以融合；儿童既有想象、直觉、兴趣、意愿、爱好、情感、意志等主观自我的体验和感受，其中又孕育着对客观、真实、规范的社会存在的尝试性探索，是理性蕴含于感性之中的精神结合；儿童过去的经验得以再现，当前的现实得以表征，未来的可能也得以萌芽和预期，是儿童现实生活与可能生活的交融与汇合；儿童既有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也有与人和社会的交往，也有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儿童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归复于统一；儿童既有对客观知识与规律的探索与发现，有做人准则的道德规范的实践与演练，也有对美的事物的崇尚和体验，于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真善美的统一与结合在人生初年的儿童游戏中即得以展示和预演。可见，就如福禄培尔所讲：游戏是“整个未来生活的胚芽，因为整个人的最纯洁的素质和最内在的思想就是在游戏中得到发展和表现的”。[11](P39)
五、儿童的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与创造的精神
游戏与自由正如工作与纪律从来都是孪生兄弟密不可分。游戏中充溢着、奔涌着的是自由与创造的精神。也正是因为自由与创造的精神，游戏才是自由的游戏、创造的游戏。当然，游戏中的创造也是对自由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实现。儿童在游戏中体验着自由、追求着自由，也在创造着自我，创造着世界。自由与创造在游戏中实为同一个过程。
游戏的发生之动机来源于儿童内部的需要，是内趋力的推动，是自发自愿的，而非外部力量的驱使和强制。游戏的目的是内在的，是非功利的，游戏只为游戏本身，只为过程而非结果。这样，游戏就摆脱了外在的现实世界的束缚和压制，如茨达齐尔所说：“游戏着的人是完全摆脱了一切压力的人”。[12](P172)游戏的过程是松散的，而非程序化的，因此是“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自我掌握。游戏的内容是虚拟的，是充满幻想的，因此，游戏是一任思想及行为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游戏的规则是变通的，是来自内部世界的自我规定和积极约束，因此游戏中的自由与纪律达成了高度的统一，从而达到了高度的自由之境界。游戏中的主体是积极的，是主动的参与而非被动的卷入。游戏中的内心体验是兴趣性的、自主性的、自我肯定的，是松松的、愉悦的。足见，在游戏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它绝不只是直观地实现了儿童头脑的、双手的、眼睛的、嘴巴的、空间的、时间的“六大解放”（陶行知），更为重要的是，游戏使儿童“从受束缚的现实生活中，从成人强加给他们的限制中逃避了出来，于是各种生活领域中的界限被消除了”。[13](P261)于是，儿童以棍为马，以椅为车，游戏中的事物超越了其原来的现实中的真实用途或意义，儿童赖以游戏者的身份，营造出了一个主观自我的梦想世界或自由王国。游戏成为了架接这个内在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的桥梁与通道。儿童因这个桥梁与通道的存在，保持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连接，而不致于自身被动、机械地顺从于外部世界的客观束缚和压抑，而丧失自己对外部现实的主观能动地把握、控制、确定的权利。所以“游戏把真实的东西转变为他想要的东西，从而使他的自我得到满足。他重新生活在他所喜欢的生活中，他解决了他所有的一切冲突”，[3](P43)从而赢得自身的对于自我和外界的自由和解放。特别是儿童以自我的自由想象最大可能地保持着和实现着创造自我和世界潜能。因为，“如果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连接被削弱，想象的翅膀便无法张开，这将使人屈从于他的周围环境，或者屈从于自身生理要求，以一种退缩的态度面对自我和世界”。[13](P262)如果说，艺术是人类成年阶段连通自我主观和外部客观世界的途径，是对自由的追求。那么儿童的游戏和成人的艺术就是同质同构的，游戏就是儿童的艺术。艺术是人类追求自由实现人生的创造价值的崇高形式，游戏就儿童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儿童创造性的源泉。
注释：
[1]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ffice:smarttags" />1990年9月30日.
[2]第44届联合国大会.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11月20日.
[3][瑞士]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M].傅统先译.济南/SPAN>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
[4]刘晓燕.游戏与儿童[J].学前教育研究,2001,(5).
[5]边霞.论儿童文化的基本特征[J].学前教育研究,2000,(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SPAN>第42卷[M].北京/SPAN>人民出版社,1979.
[7]韩民青.当代哲学人类学·第1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8]丁海东.学前游戏论[M].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瑞士]皮亚杰、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M].吴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曹中平.儿童游戏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11][德]福禄培尔.人的教育[M].孙祖复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2][奥]茨达齐尔.教育人类学[M].李其龙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3]刘晓东.儿童精神哲学[M].南京:南京师大出版社,1999.
（注：本文已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